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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在历史上一直是跟人类共存的，它构成了人类秩序演化的一种动力机制。 

人类历史不是线性匀速运动的，而是量子跃迁式的。也就是说，社会保持长时期的缓慢稳定发展状态，然后突然出现的某些重大事件，会带来历史的突然加速和秩序的深刻变迁，然后再进入缓慢稳定发展状态。

重大瘟疫，毫无疑问就是这类重大事件的一种。

疫情的出现，让中国制造业经历了一次很重要的洗牌。很多在运行中勉力维持的中小企业，都会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冲击，维持不下去。 

不过，就算它们破产了，它们在过去所满足的需求，已经被真实验证过，是真实存在的。 

它们破产之后，设备还在，人员还在，这些设备和人员会被那些活下来的企业整合起来。这些活下来的企业，会活得更好、更健康。  

从国家经济政策的角度，也能看到一些变化。 

所以疫情蔓延之后，世界有可能会发现，那些中小新兴国家对于疫情的应对能力不如中国。所以往外转的那些制造业企业，有些还会再转回来，最近已经看到一些相关消息了。 

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供应链效率还是很高的，其他国家跟中国有不小差距，西方国家也是一样。 

中国供应链的效率之高，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供应链的规模效应。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到了一个很基础的概念：市场规模决定了你的分工深度，而分工深度决定了你的效率。 

如果市场规模很小，只需要100根针，那么一家企业就必须做全部流程才能活得下来，只做其中特定环节是活不下来的。如果市场规模变成了5000根针，那么一家企业只需要做一个特定环节，就能活得下来。 

所谓分工深度，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工厂所做的事情的专业化程度。 

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深度，而分工深度决定了专业化能力，专业化能力决定了效率。 

中国供应链的专业化的分工深度上，也是极深的。  

我在东南沿海调研的时候，曾经见过一家生产拉杆天线的企业，它只生产拉杆天线当中的一节。专业化的分工深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分工深度越大，做的东西就越专门化，产品的通配性反倒特别好。 

比如，过去螺钉、螺母你全都做，今天你只做螺母，再往后你只做特定口径的螺母，再往后你可能只做特定材料、特定口径的螺母，分工深度越来越深。

而这种特定材料的、特定口径的螺母，并不只是在一个产品上使用，有可能在很多种产品上使用，于是，你跟其他企业就形成了互为配套的关系。 

就像乐高积木一样，每个厂家只生产其中特定形状的乐高积木，这时候，不同厂家生产的乐高积木就可以拼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东西，这就是互为配套的关系。 

这种互为配套的关系，在供应链网络当中可以不断地动态重组。所以，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就是以整个网络为单位，获得弹性，以单个企业为单位，确保效率。

效率、弹性兼得，便带来了超强的综合成本控制能力。这一切都是以供应链网络的超大规模性为前提的。

供应链有自身的演化过程，事先不能做任何人为的设计。 

如果一个厂家坚持认为你必须要有全流程，当然可以这样坚持，但是很快市场就会告诉你，坚持全流程不如只专注做一个产品。

因为另外一个厂家发现，它不用做全流程，而是可以把每个流程都分包给某一个厂家，最后在自己的工厂里做总集成就可以了。

就像苹果和诺基亚，诺基亚坚持自己全流程，而苹果就把很多东西分包出去。  

人们在一开始不知道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但是最终市场会告诉你答案。

今天，中国依然是世界工厂，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谁能够决定未来的技术走向，谁才能称老大，中国肯定不是老大。

今天，能决定未来的技术走向的还是西方国家，中国所做的主要还是中低端制造业。 

整个社会的需求结构是一个金字塔形。高端制造业就在塔尖，而中低端制造业就是金字塔的基底。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上仍然不能赶超西方国家。  

但是，高端制造业产品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产品不是终端产品，只是一个中间品。

比如一家企业做镜头特别厉害，但是用户没有办法直接用镜头，镜头必须要被装在手机上或者相机上才有用。而把镜头装在手机上的组装过程就属于中低端制造业。

仅从技术路线而言，西方是引领的，中国只能是一个追随者。这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如此。如果让中国自己往前演化，效率比西方可能会慢很多。

 以汽车业的演化举例。

在西方国家，电动车理念一出来，马斯克迅速把它变为现实，其他人开始追随。

手机上也是一样，中国靠自我演化的话，很难演化出智能手机，但是乔布斯能把它变成现实。这是由西方的技术路线以及理念决定的。

中国在这些领域仍然是追随者，这是必须接受的。 

引领者和追随者的区别就在于，引领者是从0~1的过程，而追随者是从1~100的过程。

中国供应链从1~100的能力全世界最强，但是从0~1的能力仍然很弱，而真正能够爆破性增长的，都是在从0~1的过程中出现的。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不行。

 要成为领先者，需要一系列东西的支撑。

比如，你的基础研究是否到位，你的技术研究、创新理念等是否得到位。而这个沉淀过程实际上又关涉到工人激励机制的问题。怎么能够让工人一辈子只干一个活，但仍然让他能够获得巨大的职业荣誉感。

我经常打这样一个比方，中国现在在全球制造业上干体力活，确实没地位。但如果全世界体力活都在中国，那地位就不一样了。

但是，即便全世界的体力活都在中国，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我们干的还是体力活，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妄自尊大。 

我们看到很多消息都在说了“中国制造业快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吗？ 

到越南做了调研之后，我才发现，现实跟我们想的很不一样。

比如，媒体上说2019年10月2日三星的手机最后一家手机工厂从中国大陆搬去越南，因此中国手机业马上就要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追问，三星是搬迁了它的工厂，还是搬迁了它的制造业生态？ 

在经过一系列调研后，我们发现，三星往越南的搬迁，只不过是它的组装环节，上游的很多环节仍然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

这就意味着，这不是中国制造业的转移，而是溢出。 

我还考察家具厂、包装厂等等，它们在原材料方面，都对中国有很深的需求依赖，所以这就更加证明了它们只在当地完成最终的一个组装环节而已。  

有人可能会质疑，中国过去也只是组装，现在的越南是不是在重复中国的老路？我的结论是，越南做不到。 

在工业经济当中，重化工业相当于工业经济的基础设施，没有重化工业，很多机器和原料实际上是没有能力生产的。

当然，没有自己的重化工业，照样也能发展，前提是你必须从别的国家购买这些东西，然后完成别的工序。

 中国有重化工业，越南没有重化工业，而且越南未来也发展不起来重化工业。原因在于，从市场逻辑来说，重化工业的产业特征跟后发国家的比较优势是相反的。

后发国家资本匮乏，但重化工业是高资本的；后发国家劳动力富裕，而重化工业又是低就业的。

所以纯粹按照一个市场过程而言，后发国家是没法自发地生长出重化工业的。

那么，后发国家要想发展出重化工业，就必须要靠国家强力的扶持，像日本、韩国都是这样，但是这会带来国家内部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严重地损害国家内部的国民福利。

不过，如果这个国家出于别的考虑，不管不顾，非得这么搞的话，最终重化工业是有可能被搞起来的。  

疫情还在继续，对于全球经济来说，我之前说过的6个月的恢复期也只是一个乐观的说法。如果全球经济恢复不起来，那就意味着中小企业的订单始终回不来。 

这个时候，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先盘一下自己手上的现金流的状况，如果觉得能撑得过6个月，要考虑怎样节流。 

现在开源是比较难的，当然也有机会，但是竞争非常激烈。 

要看一下自己的企业身处在什么行业？行业的需求是否是一个被市场真实验证过的需求？只要是，那就是你开始储备更大产能的机会，因为等到疫情过后，谁活下去，市场就是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