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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新加坡的印象是什么？

华人多？发达国家？花园城市？国土面积小？亚洲四小龙？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海港？

都没错。可这些光鲜亮丽的标签背后，我们很容易忽视的是它强悍的制造业。

新加坡制造业有多强

新加坡国土面积很小，只有720平方公里左右。720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呢？只占整个北京市行政区划的4.38%，跟整个北京的中心城区面积差不多（五环内约660平方公里）。

虽然新加坡确实很小，但它的制造业相当发达。

第一，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高。2020年，新加坡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约为1060亿新元，约占21％，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制造业占比超过GDP20%的国家。我们印象中的科技制造强国，如德国、日本，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平均也就维持在20%左右。而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法国，仅为10%，老牌工业强国英国，2019年只有8.59%。

第二，制造业以高附加值产业为主。很容易想到，新加坡如此“弹丸之地”（绝非贬义），制造业占比却如此之高，必然只能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事实上也是如此。

新加坡是全球第四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主要产业集群包括航空航天、半导体、化学和生物医学科学等领域。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加坡目前拥有2700家精密工程公司，300家半导体企业，制造了全球大约70%的半导体引线焊接机、60%的微阵列、35%的热循环仪和质谱仪，占据了全球约30%的助听器市场、20%的半导体设备、10%的制冷压缩机市场。

第三，新加坡汇聚了很多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或重要研发中心。比如，工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如壳牌（Shell）、美国美光（Micron）和默克（Merck）均选择新加坡作为战略制造枢纽。爱尔康（Alcon）、安进公司（Amgen）、诺华（Novartis）、辉瑞（Pfizer）、罗氏（Roche）、赛诺菲（Sanofi）等全球知名医药企业均把亚太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设于新加坡。全球前10大收益最高的药物，其中4种在新加坡生产。2020年，新加坡拥有超过300家本土医药科技公司，其中一半以上是初创公司。

此外，新加坡还是全球宇航价值链的关键保养、维修、翻修以及制造节点。拥有130多家航空航天企业，总产值超过80亿元。全球第五大精炼油生产国，超过100家全球石油、石化和特种化工公司集聚于此。全球有超过100家化学品公司在新加坡布局其核心业务。

彭博创新指数显示，2020年，新加坡制造业产值比2019年增加了7.3%，制造能力排名全球第三；2021年，新加坡再上升一位，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韩国。

新加坡在制造业方面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我们当然要问，怎么做到的？

回望新加坡的历史可以发现，新加坡的制造业并非一步到位直接承接研发中心落户，竟然也是一步步通过手工工场到中低端制造业再到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升级而来的，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要搞明白新加坡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强悍，故事只能从头讲起。

建国前的风雨飘摇

新加坡的几个重要历史节点。1824年，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1959年，取得自治地位并由李光耀执政；1963年，以独立城邦的形式加入马来西亚；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1970年代，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95年，经合组织将其划为发达国家；2014年成为全球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

1824～1959年是英国统治新加坡的殖民时期。

故事的开头就很老套了。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成为工业强国，急需为其商品在全球寻找销售市场。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马六甲海峡就因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印度洋和太平洋航运沟通的最重要通道，也是东亚、大洋洲国家和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地区航运的必经之地，而在国际航运中具有重要地位。

再具体一点讲。前一段时间，货船搁浅，让我们认识到了苏伊士运河对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但马六甲海峡货物进出量，是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每年约有10万艘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货物进出第一海峡。

整个马六甲海峡长度超过1000公里，沿线大部分地区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地界，西侧的印度尼西亚海岸暗礁多、海水浅，不适合大型船舶停靠；东侧的马来西亚海岸海水深，确实有许多地方是天然良港。但新加坡占据了最咽喉的位置——马六甲海峡东南部——此处的海峡宽度仅有37千米，所以新加坡扼守了整个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岛屿，自然资源极度匮乏，连饮用水都需要进口。可是它的港口资源又丰富，又扼守整个马六甲的咽喉要道，所以殖民时代的英国一直把新加坡当作转口贸易港来建设，发展转口贸易。

1942～1945年间，是日据时期。新加坡被日本占领三年半之久，期间的生产经济活动几乎停滞。其后回归英国管理，并紧接着1959年从海峡殖民地独立出来，成立自治邦并由李光耀执政。1963年，又以独立城邦的形式加入马来西亚。

但是，新加坡命途多舛，并入马来西亚联邦之后，由于种族问题以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社会内部矛盾迅速激化，两次爆发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骚乱，使马来西亚政府和新加坡政府关系日趋紧张。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

隔日，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但此时的新加坡，虽然“独立”，但并不“健康”。

首先，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新加坡作为英属殖民地一直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据点，转口贸易为英国带来巨大利润的同时，也给新加坡带来了繁荣。据世贸组织的数据，19世纪50年代，新加坡对外贸易中有90-95%属于转口贸易，转口贸易雇佣了国内70-75%的劳动力，与转口贸易相关的经济占GDP的比重高达80-85%，制造业占比仅有8.63%。但转口贸易依赖世界市场的同时，要求新加坡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不能设置贸易壁垒。由此，转口贸易就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高额利润挤出了国内的工业投资；第二，自由贸易政策导致国内的幼稚工业发展不起来。这就共同导致了什么呢？新加坡经济结构单一，工业基础薄弱。

其次，急剧增长的人口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华侨占比达到3/4以上（近年来有所下降）。华侨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以及医疗水平的进步使新加坡同时拥有较高出生率和较低死亡率，再叠加1947～1957年间的战后婴儿潮出现，导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新加坡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人口高增长匹配上单一的经济结构，一个自然出现的后果就是高失业。根据司尔亚司的全球数据库（CEIC）数据显示，1957年，新加坡的失业率为4.9%，到1959年的时候，失业率飙升到13.2%。与高失业相伴的是住房严重短缺。1953年，《海峡时报》报道称，“今后10年内将会有11万家庭连一间住房都没有。”

最后，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贫困、失业、住房短缺等社会问题必然加剧社会矛盾，所以很多华校生和工人频繁静坐罢工，到处张贴布条标语，反复彰显政治斗争意识和社会潜在矛盾，政局非常不稳定。

补充一下，所谓“华校生”，就是受华文教育的华人，受英文教育的华人当时被称为“英校生”。国际上，东南亚各国战后相继独立，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政策，新加坡的自由贸易政策受到严重挑战。从数据上看，新加坡的橡胶和锡的出口占比从1950年的53.29%锐降到1958年的34.83%。

所以，1959年李光耀上台时，新加坡面临着政局动乱、社会秩序混乱、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薄弱的工业基础、高失业率等一系列问题。与其说新加坡能否可以搞好经济，不如说李光耀首先要想着如何挽救新加坡的国民经济，解决新加坡人民的基本生活的问题。

新加坡经济的四轮改革

李光耀的改革是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组合拳，我们这里更多的聚焦经济领域。面对棘手的局面，李光耀和新加坡经济部长吴庆瑞给新加坡发展开出的药方是工业化，大力发展制造业，前后大致经历了四轮改革，分别是：进口导向型经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型产业。

第一轮改革，发展进口导向型经济。

转口贸易需要一个自由的贸易环境，但当地后发的幼稚企业发展初期却需要政策保护。虽然转口贸易一定程度上也会刺激当地工业企业的发展，但在外有强力竞争、内无基础工业的情况下，当地的企业很难与进口商品竞争，生产的产品大都比较初级且企业经营不稳定。

为了解决工业基础薄弱问题，政府拨款，建立裕廊工业区。1961年，新加坡政府在裕廊划定6480公顷土地发展工业园区，并拨出1亿新元进行基础建设，这笔钱占到当时工商预算的13%。

为了扶持民族企业，新加坡实行了进口配额政策。同时，对进口消费品、日用品课以重税，增加财政收入。1965年，出台制造业控制法令，规定“一些商品除非已登记批准，否则任何人不得进行生产。”这反映在数据上，就是贸易额占国民产值的比重下降，但资本形成总额的占比逐年上升。这意味着新加坡的经济结构逐渐从单一的转口贸易转向工业化。

为了服务企业，吸引外资，新加坡设立工业管理局，出台了一系列法令，对工业企业减免税收。李光耀本人甚至亲自下场游说。比如，1969年4月22日，李光耀在英国工业联合会上做出承诺，“假如你们在8年内不能从这里收回你们的资本至少3倍或4倍的利润，我愿意依票面价值另加6%购回你们的股份。”

第二轮改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其实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基本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经验性学说，描述的是劳动力在第一二三产业间的流动，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

新加坡在设立裕廊工业区的第一阶段，制定发展规划，开展拓荒填土工程，大规模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选择的是发展以传统手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性产业，主要是为了解决新加坡国内就业问题，改变其工业落后的面貌。

同时，为了缓解人口压力，新加坡实行人口政策，对晚婚晚育少生的家庭给予住房和教育上的优惠，并对多生给予惩罚。由于新加坡开出的良好的招商引资条件，也是得益于1959～1975年的越南战争，新加坡成为了美军在东南亚的后勤基地，大批海外投资、企业涌入新加坡，德州仪器在新加坡开设了第一家工厂，壳牌、美孚等石油公司，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美国列明士顿公司等世界著名大造船厂商也选择在此扎根。

到1972年，新加坡四分之一的制造业公司，要么是外资公司，要么是合资企业。但新加坡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基本实现了完全就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年均GDP增速高达12%。

第三轮改革，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

正当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的时候，1971年，英国完全撤出新加坡。1973年和1979年，先后爆发两次石油危机。全球油价暴跌，导致靠石油重工起家的新加坡的资源依赖型经济难以为继。

同时，由于70年代的人口政策，新加坡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成本优势。但新加坡也通过前两轮经济建设，基本建成了自己的工业基础，并且通过出口贸易基本完成了资本积累。于是，裕廊工业管理局开始着手重组经济结构，加大资本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促使工业转型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技术含量产品过渡。

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成为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电子、石化、零部件和精密工程这样的高附加值产业企业开始扎堆出现。为促进劳动力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移，新加坡实施了高工资政策，规定工资每年增加20%，但工资的增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挤压了企业利润。结果虽然促进了劳动力转移，但误伤了一大批中小企业。

新加坡政府及时调整工资水平，还通过财政和中央公积金等措施，对企业进行支持。首先，对新兴企业进行减税免税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的公积金缴纳水平，鼓励发展竞争企业；其次，国家加大对企业的投资，在1973～1977年，“公共工程五年计划”间，新加坡政府拔出258亿新元用于开发和兴建公共事业、交通与通讯等基础设施。对此前的经济政策，进行纠偏。

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就业人数和制造业的附加值来衡量，计算机和相关电子产品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工业。

与此同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进一步改革金融制度，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便利的环境，打造国际金融中心。1999年，新加坡金融监督局提出开放新加坡银行行业的政策，一方面设立五人任命委员会加强本地银行的监管；一方面增发银行执照给外资银行；另一方面银行业加大收购计划。淡马锡的投资策略中明确规定必须有部分资金投资于国外，加强国际化布局。

此前，为了稳定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新加坡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实行政联企业。一方面通过政府对市场积极干预，另一方面利用市场协调经济发展，做到“大的管住，小的放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现在，新加坡开始探索国企私有化改革。

新加坡政府首先于1983年成立贸易发展局，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然后于1986年政府成立私有化委员会，进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和国际化。在私有化过程中基本坚持三条原则：第一，成熟企业进行私有化，不成熟企业绝不推向市场；第二，政府为企业提供财务融资需求和市场份额，确保私有化的企业可以正常经营；第三，政府退出成熟市场，不再干预企业经营，通过主权投资基金等方式进军新的产业发展领域。截至1993年，有30家企业完成私有化。

第四轮改革，进入知识密集型的创新产业主导时期。

即使新加坡成功转型进入资本密集型经济体，经济形势一片向好，但它却遇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挑战。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改革开放的中国，被李光耀称为“外资吸尘器”。中国巨大的市场、昂扬的创业热情，以及中国政府释放的利好政策，无法不使得中国成为外资吸尘器。

1983年，国务院正式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了：提供一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引进我国缺口技术。于是乎，一大批汽车产业的重点项目接连上马，包括重汽项目、北京吉普和上海轿车项目等等，都采用合资经营的模式。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1983～198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从22.6亿美元升至84.5亿美元，到了1988年，则突破了100亿美元。

1993年，一场主题为“跨国公司与中国”的会议在北京国贸中心召开，明确鼓励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台下，西门子、摩托罗拉、巴斯夫等50家跨国制造企业代表听得热血澎湃。于是，美国福特公司主管国际业务的执行副总裁韦恩·伯克把“头号业务重点”放在了中国；宝洁来中国一口气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

根据韩礼士基金会米高·恩莱特（Michael J. Enright）教授在《助力中国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报告中测算的数据，1995～2013年期间，外资和外资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约为16%～34%。

2001年4月，飞利浦电子新加坡首席执行官约翰·范斯普伦特在政府咨询委员会上向新加坡政府提供建议：关于如何最好地留住制造企业。而同时，飞利浦正计划着把其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地区总部迁往中国香港。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如此评价李光耀：“担任首相期间，我阅读并分析了李光耀的每一篇讲话稿。他可以透过宣传的迷雾，无比准确地阐述我们时代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他从未出过错。”

李光耀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当然非常清楚与中国相比，新加坡的优势和劣势。新加坡已有的任何吸引企业的优惠政策，中国都有。即使现在暂时没有，只要中国想，也很快就可以有。在优惠政策上，新加坡永远不可能超越中国。况且，中国还有如此广阔的市场。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可以拿出来和中国比的，是相对更高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更高的高学历人才占比。这就意味着，新加坡可以培养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本土企业家。

无形的人力资本，才是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

李光耀从执政开始就非常重视教育，把教育事业当作其龙头事业，他认为新加坡自然资源匮乏，只有人力资源是没法被挖尽的资源。因此，建国初期，尽管国内经济凋敝，李光耀仍然对教育事业大力投资，进行全民平等教育，重视教育和就业的关系，关注成人教育。

新加坡政府每年对教育的投入金额占GDP的4%左右，财政开支的20%左右。常年的教育投入，为新加坡转型进入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

李光耀认为，“必须将‘创造力’融入新加坡的文化、思维定势和价值观中”。

李光耀下定决心，将新加坡工业开始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把化学品、生物技术、制药和信息通信成为重要驱动力，并大力刺激当地中小企业增长。

此后的两任总理，吴作栋和李显龙，都很好地继承了李光耀的政治遗产。所以新加坡从1959年李光耀担任总理，到现在2021年李显龙执政，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纵然随着时代有所变化，但内核都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孵化本土企业家，他们尝试减税、打开大门、引进人才；还设立了政府基金给有前途的初创企业提供资金。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不再单纯地依靠外来者投资，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技术壁垒。

为培养和吸引高端人才，新加坡出台各项政策，包括但不限于：

政府学生教育：政府支出5亿新元，建立终身学习基金，同时设立奖学金，吸引年轻人从事科研工作；

针对就业技能：2001年政府安排1.4亿新元及社团的赞助成立技能提升计划，帮助那些职位被取代或失业的工人进行技能培训；

针对创新思维：政府为了培训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其他与知识经济相关的技能增加拨款63亿新元。

2002年，新加坡贸工部首次明确指出知识经济主要指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了发展知识经济，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提出“产业21计划”，旨在10年内将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为新加坡经济的双引擎。

政府投资巨额成立委员会建设研发基金，欲将生命科学发展为制造业的第四根支柱。新加坡还制定了21世纪工业园计划，新建的工业园将融合各种商业、工业、科技、研究与开发活动，协助国家经济转型到知识经济。

一系列政策的结果就是，2001年，新加坡几乎没有任何医药企业。2001～2006年，新加坡对生物医药研发的投入年均增长率接近40%。2006年，《海峡时报》报道称，生物医学科学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左右，而五年前几乎为零。2006年，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9%，其中制造业增幅为12%，仅次于对外贸易增长速度。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兴起，新加坡相继推出了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计划及其政策，以加快迈向“工业4.0”时代。近年来，新加坡确定了产业转型的23个重点领域、科技创新的七大领域和人工智能的五大领域，重视研究开发和创新创业，促进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构建全球首个智慧国家。

2010年新加坡第一个综合的化学后勤园和新加坡第一个世界顶尖的生物医学研发基地——生物科技园建设完成。

2016年，新加坡推出了精密工程产业转型蓝图。计划通过利用数字科技发展先进机器人、增材制造、先进材料、传感器、激光和光学等领域的技术，拓宽和深化先进制造业基础。根据新加坡的《研究、创新与创业2020计划》（Research，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2020 Plan，RIE2020），称将会在2016～2020年提供190亿美元用于研发，比《RIE2015》五年计划的资助额度（160亿美元）提高18%。

2018年新加坡制造业产值在已有基础上增长一倍，达到3000亿新元（约合2000亿美元），利润总额也提升一倍，达到800亿新元。其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以上，并在许多领域居世界先进水平。

2021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了“制造业2030愿景”：未来10年继续争取50%的增长。

此外，冠病疫情也推进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步伐，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表示，新加坡要打造全新的先进制造技能策略及规划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Training Academy），制定先进制造业所需的技能培训计划。

新加坡实施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旨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缓解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以智能制造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以及重塑国际竞争力。虽然世界经济正处于深度调整时期，但是新加坡的产业转型和创新驱动已初见成效。

挺长的总结

这文章的起源，本身只是想回答一个问题：新加坡的制造业为何这么强？

但查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写清楚当前新加坡的制造业为何这么强悍，无非是给新加坡整体做一个“侧写”，描述新加坡当前的经济状况，归纳总结新加坡当前正在实施的政策措施。但新加坡的制造业真的是从零开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发展过程更为重要。

在1965年建国以后，新加坡通过大力发展制造业，经济迅速起飞，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在此过程中，新加坡一直都在根据国际局势来调整发展的策略和方向。总结来说，新加坡制造业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而新加坡最早手里的牌很烂，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是新加坡人自己，一步步争取到的。

首先，天时，即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新加坡实在太小了，国际上的一点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到新加坡。例如，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直接导致新加坡进出口总额降低50.48%。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对中国来讲，属于“东南亚小国”，但对新加坡来讲，就是“强国”。新加坡的对外贸易之中大约50%是橡胶和锡，其中橡胶大多数来自马来西亚，其余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随着两国的独立，为了改善本国的贸易结构，它们把出口口岸从新加坡转入国内，与别的国家直接贸易。这对新加坡的贸易带来极大的影响。 

新加坡能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世界稳定和平、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更得益于新加坡三代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技巧。同时，也正是因为新加坡要在东南亚波云诡谲的局势中斡旋，所以才有了如此敏锐的危机意识，才能平稳度过四次经济转型。

其次，地利，地处马六甲咽喉要冲。这在早期，其实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掣肘，因为依赖马六甲，所以主要发展转口贸易。俗话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殖民地时期，新加坡有英国保护，即便如此，也被日本占领三年半。而如此小国，身处如此“兵家必争之地”，反而安然无恙，坦白说，有很强的运气的成分。同时，也与地缘政治均势有关。马六甲既是新加坡的风险来源，也是新加坡的护身符。道理很简单，与其让大国拥有这么重要的位置，不如让小国守着，因为它谁也不敢得罪，只能公平。

从这个角度看，新加坡其实没有地利。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无，有深水良港但战略位置紧要，而恰恰又是战略位置保护了它，它又充分利用了自己仅有的“优势”，且没有被“优势”所困。

最后，人和，卓越的领导人和高效的官僚体系。更重要的，我们把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归为人和。人，才是新加坡的立足之本。建国初期，政治方面，是典型的威权政治，实行言论管制，现在有所放宽。经济方面，被归类为国家资本主义，推行产业政策，直至现在，依旧实施产业引导。法律方面，新加坡的法律非常严苛，是一个保留“鞭刑”的现代国家。

但是，李光耀极度重视人才，亲自游说林金山出任建屋发展局首任主席。如果没有林金山，新加坡很难那么快地解决住房问题。为了吸引人才从政，李光耀还实行高薪养廉。新加坡有高效清廉的官僚体系，有受教育程度排名靠前的公民。正因为如此，它的很多制度才能推行得下去。这也是很多国家试图模仿新加坡制度变革但却橘生淮北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加坡强悍的制造业，离不开上述任何一点。

那么，新加坡未来会怎么样呢？

未来的十年甚至二十年，只要不发生战争，新加坡依旧会是东南亚的一颗明珠。但值得注意的是，从更长远来看，新加坡经济也面临挑战。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对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随着新加坡人口红利的消失，移民政策正在缓慢改变着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当外来人口占少数的时候，会被当地文化同化，但如果外来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将会联合起来为自己的族群谋求利益，这无疑会使得新加坡的多元民族社会环境变得更为复杂；

第三，新加坡现在是一党制，但是当Z世代的零零后逐渐成长为社会中坚时，政坛势力会变得更复杂。对一个小国来讲，政治诉求上的复杂性，会显著影响它的经济发展前景。

当然，有时候我们连十几分钟后的事情都难以把握，十几年二十年后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

作者：贾铭，青年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领域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关注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政商关系、博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