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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业“十四五”要着力“增储上产”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七成,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国家能源安全的“短板”。要改变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局面,将是一个长期攻坚克难的过程...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七成,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国家能源安全的“短板”。要改变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局面,将是一个长期攻坚克难的过程。在此形势下,怎样保障国家油气供给安全,并为今后彻底改变这个局面打好基础,是石油上游业“十四五”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当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七成,天然气超过四成,大大超过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就综合国力和在世界石油业里的话语权而言,我国和美国还有不小的差距。值此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期,油气过高的对外依存度显然是国家能源安全的“短板”。

  石油上游业具有“高风险、高技术、高投入、长周期”的特点,因而要改变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局面,将是一个长期攻坚克难的过程。即使将全国原油年产量恢复到原有的2亿吨水平,由于认识上、政策上、技术上和机制体制上的诸多原因也非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此形势下,怎样保障国家油气供给安全,并为今后彻底改变这种局面打好基础,是石油上游业“十四五”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兼顾全局与发展阶段谋划上游未来

  石油上游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持续健康地发展,正确的发展战略是关键。战略学是研究战场与战场,阶段与阶段的科学。不谋全局、混淆阶段就会顾此失彼、贻误战机;就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目前看来,“十四五”,乃至“十五五”,至少要分四个层次进行规划:

  提高采收率,提高储量动用率,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全国现有累计探明地质储量为基数,原油采收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2亿吨原油年产量水平可以再多维持两年。探明未动用储量若动用一半,石油可供新建产能2000万吨左右;天然气可供新建产能250亿方。提高采收率、储量动用率符合“节约合理使用矿产资源”基本国策,是石油上游业实现高效益、高质量发展最现实的抓手。

  举全国之力,加快近海油气区发展。我国近海油气区包括渤海,黄海与东海西部,南海北部。具有“三低一浅”的特点,“三低”,即工作程度低,我国近海工作程度最高的渤海和珠江口盆地,其探井密度也只有渤海湾盆地陆域的1/10和1/70;储量探明率低,低于30%,处在勘探早期以构造油气藏为主要工作对象阶段;油气采出程度低,渤海石油采出程度小于10%,仅相当渤海湾盆地陆域的一半。“一浅”,即指绝大部分油气资源分布在水深小于300米的区域内。

  当前,世界石油业发展趋势是“走向深海”。但是,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石油地质条件的不同,我们不能“东施效颦”,急忙将深海作为主攻方向。我国近海油气区“三低一浅”的特点,正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成为近期高速度、高效益“增储上产”的重点战场。应该通过矿权管理制度改革,引入更多的投资者和作业者,加快这里的开发步伐。

  机制体制创新,重新认识评价松辽盆地。在全国所有面积大于10万平方千米的大型含油气盆地中,当前唯有对松辽盆地的油气前景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笔者曾撰文指出:“大庆油区面临的不是有没有油气资源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本事找到并采出来,而且是经济地采出来的问题”。

  本世纪初,松辽盆地里有44家不同体制的石油公司从事“低品位”油气资源开发,年产油量曾达到230万吨。当时,油价并不高,仍有利可图,就是有力的佐证。近期,河套盆地通过矿权内部流转,华北油田公司成为该区作业者后,在这勘探多年的地方,很快找到了有一定储量规模的吉兰泰油田。这个例子进一步证明善于选择不同特长的队伍打不同领域的仗,充分发挥队伍优势的重要性。

  重新认识评价松辽盆地是事关全局的大事,不仅直接关系着全国油气产量能否稳产上产;而且关系到对全国油气资源前景能否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识。

  锲而不舍,探索新区、新领域。积极探索新区、新领城,事关工作的前瞻性,事关石油上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早动手,锲而不舍地进行探索。西藏、滇黔桂湘和南海中南部都是有含油气前景的新区;页岩油气、煤层气、地热(含干热岩)和天然气水合物等都是正在进行工作的新领域。在石油上游业发展规划中,它们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谁在哪个时期担当“主角”,取决于工作进展程度,而不取决于拥趸者嗓门的大小。

  页岩油气在我国是受热捧的矿种,近期也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从多次规划的产量指标屡屡落空的原因来看,它们要担当油气发展的“主角”,至少还要创造下列条件:实现有经济效益的规模开采;核心技术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核心设备国产化;后备储量足以弥补产能剧烈递减,实现生产能力的有效接替和提升;少水化或无水化增产措施得到推广;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可控。

  加大前期投入,走出产量“低谷”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的基本工作方法,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法宝。我国石油工业能够不断攻坚克难迅速崛起,也离不开这个法宝。

  在新中国70年的油气开发历史上,石油产量出现过两次“低谷”:

  第一次“低谷”,谷底是1981年,年产油1.0121亿吨,较1979年的1.0614亿吨峰值下降了近500万吨。有专家认为,产量只有降低到8700万吨,才能稳得住。然而通过“一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产量不仅止跌回升,而且突破了2亿吨大关!在这次波折中,胜利油田产油量由1978年的1945万吨下降至1611万吨,减少了300多万吨。以油田总地质师为首的一些专家认为,油田勘探己进入“无整拾零”阶段,原油产量只有降到1100万吨才能稳住。同样通过落实原油产量包干政策,调整了油田领导班子和总地质师,汇聚了群众的智慧,原油产量逐步回升,1993年更达到3355万吨的高峰,之后一直在2400—2700万吨高位运行。“基层群众思想最解放,认识最符合实际!”这是人们在这一次曲折中形成的共识。

  美国石油业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著名专家断言,美国石油资源很快就要枯竭。然而实践结果恰恰相反。美国九十岁高龄的石油地质家普拉特(W.E.Pratt)在《找油的哲学》一文中回顾了这些故事,认为这些专家被已有的知识束缚了头脑,进而感叹“人们的精神状态可成为探索石油的难以克服的阻力”。

  第二次“低谷”,谷底是2018年,年产油量1.89亿吨,较2015年2.15亿吨的峰值下降了2600万吨。

  前后两次“低谷”相距近40年,但是形成低谷的原因却有诸多相似之处。引起产量下降的主要因素都不是“资源枯竭了”,而是因前期投入不足,“增储上产”步子跟不上所致。因此,走出第一个“低谷”的经验,对走出第二个“低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定战略,编规划,做决策,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科研一线深入调查研究,汇聚广大群众的智慧,因为这才是事物的活水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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