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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顺智向有关工程设计人员介绍工程全貌。左起第5人手执教鞭者为工程总指挥、公司总经理戴顺智（摄影：王震涛）

是改革开放催生了扬子乙烯（上）

● 龚仕文

 楔 子

为什么要写《是改革开放的东风催生了扬子乙烯》这一篇？！

2022年，农历虎年春节假日刚刚结束，2月7日（大年初七），我的老领导、90岁高龄的戴顺智转发来他给张秀林的微信：“秀林，我想请你把扬子建设过程中筹资、借款、还款的过程回忆一下，写出来，补充到扬子史中去，我觉得这是扬子乙烯工程建设中最重要部分之一，但记录太少，如今知道这方面的人，已经不多了，可能只有你了。扬子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单位都好，是很有特色的，应该留下记忆。我想和龚仕文商量一下，作为单独的一章，补充到他写的材料中去。你看如何？”

我当即回复：“谢谢戴省长！！！这是难点。也是我的弱项。有张秀林出手，就可以少犯财经概念错误了。”

戴顺智说：“好的呀！你再作些补充，能更具体一点。”“仕文，请你和秀林再联系一下。”

我同时给朱武军发了微信，说明戴顺智的想法。

朱武军回复说：“据我所忆，当年国家投资体制改革，基本建设项目投资由国家拨款改为贷款（‘拨改贷’）。扬子乙烯除了成套引进装置所需的外汇全部作为企业借贷外，国内配套的人民币也从国家拨款改为企业贷款。当时，由中石化出面（计划部袁惠珍老总，还有具体管外资的财务部主任王学新）从中国银行争取到了一笔‘美元特甲贷款’（4800万美元？）。成为扬子乙烯工程投资组成首次利用外资（当时还应是南化乙烯）。按当时国家基建投资管理的要求，投资贷款产生的建设期利息须列入项目概算，作投资规模核定。因参与当时国家计委主持的项目投资概算‘四方核定’（国家计委+工程的建设、设计、施工单位），所以，对这本投资账中投资与资金的关联倒腾得多了些！那时，中国银行具体管这事的鲍桐峰，他到现场来考察，我们去北京拜访他，他挺支持的。后来工程开工典礼、‘87.7’(1987年7月)投产，都把他作为贵宾请到场的。还记得，这笔‘特甲贷款’以美元计，但其中有部分日元。因其后日元对美元升值，借款时的汇率约260日元/美元，到我们还款时，成了约130日元/美元。几乎多还了一倍的美元！扬子履约还款还得挺漂亮的！（以上）供参考。具体还得靠秀林回忆了。”

乙烯工程总指挥戴顺智与工程副总指挥王良玺 （2009.3.31 ）

张秀林近照

龚仕文与朱武军在扬子乙烯工程现场

旋即，我发送了《孕育扬子精神的日日夜夜》、《‘以我为主’，建设扬子大芳烃》、《扬子在改革开放中腾飞》等三篇旧稿给张秀林、朱武军参考，张秀林很快根据她的回忆写出了详细的说明。

戴顺智说，“这部份说明很重要，资金是支持扬子乙烯工程建设、投产过程中的血液。缺乏资金工程建设是无法运作的。资金的解决也是集各方之力，上下同心才能解决的。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体制的优越性。”戴顺智，是扬子乙烯工程指挥部总指挥，中石化扬子石化公司首任经理，南京市原市长、原市委书记，江苏省原副省长、省政协原副主席，中石化原驻美洲总代表；朱武军，是中石化扬子石化公司原副经理，中石化销售公司华东分公司副总经理；张秀林，是中石化扬子石化公司原副经理兼总会计师，中石化总公司原副总会计师。

对于我此次拟题《是改革开放的东风催生了扬子乙烯》，朱武军说：“此题很好！拨改贷、利用外资（记得似曾有‘银团贷款’）、‘以产顶进’、‘退税还贷’……都属在基建项目投资领域的改革开放举措。让已’躺平’的成套引进装置“活”起来，不就是‘催生’吗！？”

于是，根据张秀林、朱武军和我自己的回忆，行文如下。

难忘，万马奔腾的1978年

1978年，当时我已经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南化公司”）工作了18年。

对于我来说，1978年是终生难以忘怀的。

1978年，既是划时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序幕之年，也是我从煤化工战线彻底转为石油化工战线之年。

南化公司前身，是曾经号称“远东第一大厂”的永利铔厂。永利铔厂是托起中国现代化工大厦的坚硬基石，是功在中华的中国现代工业先导。它是“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中国重工业之父”范旭东先生与中国近代民族化学工业的先驱侯德榜先生联手，团结、集合了一大批志在实业救国的同仁，远涉重洋，引进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在卸甲甸这片贫瘠土地、芦苇江滩上，埋头拼搏、奋斗数年，1934年3月，工厂征地拆迁完成，破土动工；1937年2月，以煤化工为主的现代化重化工联合企业建成投产。解放前15年间，永利铔厂所产红三角牌肥田粉（硫酸铵化肥）曾远销南洋诸国。虽然当时肥田粉最高年产仅只万余吨，却一直是我国无机化工的“大拿”。老厂厂史上描写：“斯时，（永利铔厂）塔罐林立，连云江上，气象森森。”据说，大厂镇之所以叫大厂镇，也因为永利铔厂曾经是名震遐迩的“远东第一大厂”。

解放后，永利铔厂又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地地道道的“母鸡厂”、“母亲厂”。

1949年盛夏，周恩来副主席看望永利铔厂创办人之一的侯德榜先生，曾说：“永利是一个技术篓子，荟萃了很多人才，这些人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极其可贵的。”

事实正是如此。解放初期，我国广大农村施用的氮肥绝大部分是红三角牌肥田粉；以后遍布全国的化肥厂、硫酸厂，有13000多建设者、操作者和管理者，都是南化输送的；建国以后，燃料、化学工业部门以及国务院其它重要部门的多任部长以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化工厅（局）长和总工程师，也多半出自南化。

虽然我是学基本有机合成专业的，服从分配，能在南化公司做煤化工，我也觉得非常自豪、开心。我们曾与新华社记者张行端合作，写了南化公司《大厂应该做出更大贡献》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占了一个整版。

我的愿望是激情的、浪漫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解放后，国家曾迭次投资改造这个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南化老厂。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或失之杯水车薪，或美好方案落虚，无补于南化公司整体“强身健魄”。尤其是，1958年南化磷肥厂投产后，南化公司就再也没有上什么大项目。直到1978年开始筹建乙烯工程时，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德国等国引进的机器（工人们戏称为“万国牌”机器）还在南化公司勉力服役，斯时它们已经运转40多年了。就是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南化老厂人继续坚持团结、拼搏、奋斗，使老厂化肥品种从当初仅只氮肥一种，发展到氮、磷、钾三元素俱全；化肥年产量比解放前翻了100倍，达到100万吨；硫酸达到60万吨；工业总产值翻了160多倍。但是，毕竟受国家扶助农业低价政策限制，搞合成氨、硫酸，成本高，价格低；社会效益高，企业经济效益低。1966年南化公司鼎盛时期，利税最高不过1亿多元；至1990年，固定资产原值不过9亿元。古人云，物贱伤“农”。其实，价贱又何尝不伤“工”？

1982年7月22日，国务院总理到乙烯工程现场视察，时任化工部副部长兼南化公司党委第一书记刘雪初在汇报说到老厂状况时，曾经不无动情地说：“总理，硫铁矿千里迢迢运来，经过化学变化，我们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硫酸，1斤只赚2厘钱，卖六七斤硫酸赚的钱还吃不上1根冰棒。堂堂南化公司，其大宗产品、拳头产品——硫酸，虽浩浩乎年产60万吨，全部利润充其量也不过240万元！”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划时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宣告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边缘、使我国问题成堆成山的“四人帮”垮台了；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主席特别强调“四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全国上下群情沸腾，意气风发，都认为从此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那年，恰逢农历马年，真是万马奔腾啊！

南化公司原党委书记、经理望见在公司干部大会上激情洋溢地说：“最近开了10天公司党委扩大会议，就是要解决1978年的速度问题。最大问题就是解决思想问题。思想要大解放，各级干部都要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宏伟的目标、全局的观念。我们想今年步子更大一点，有点小浪漫。厂里有说我们想上大项目，是好大喜功。没什么，活马我牵着，死马我扛着。中央批准了的，我们一定拼命干！”化工部部长孙敬文在燕山石化总厂召集的全国九大化工企业党委书记会议，更点燃了望见心里那把小浪漫之火。

尤其是华主席振臂一呼，号召要建10来个大庆，豪气冲天。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大庆油田，年产5000万吨原油。不需要扳指头算，谁不知道10个大庆油田就意味着我们每年能出5亿吨原油？又说，邻邦伊朗的国王巴列维对中国人民特别友好，愿意慷慨解囊，借给我们200亿美元。既然我们有钱、有油，为什么不能上新项目、大项目？！

南化公司党委书记望见向各国驻华大使介绍乙烯工程建设概况（摄影：王震涛）

南化公司党委书记望见向有关设计施工单位阐述乙烯工程建设规划指导思想（摄影：王震涛）

就是在1978年下半年，南化公司跃跃欲试，要依托无机老厂搞石油化工时，我满怀激情地写了科普性质的稿子在《南化工人报》上连载，介绍有关南化老厂的氮、磷、钾各种化肥知识以及有关乙烯工程的石油化工知识。

我记得很清楚，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第三天，1978年12月24日，我突然被厂里有线广播召到公司组织处。处长郭永流当面通知我：“公司党委决定，明天成立公司基建办公室（南化乙烯工程指挥部前身），你立即去报到。”从此，我就与南化乙烯工程（后为扬子乙烯工程）结下了不解缘，一干22年，直到2000年12月退休。

原化工部乘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东风，拍板决定，在南京建设60万吨乙烯工程（共两套30万吨乙烯）。为实现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尽快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迅速达到年产200万吨化纤的奋斗目标，在有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顾秀莲、甘子玉、金熙英和纺织部副部长胡明、计划司司长费志融参加的一次会议上确定，由化工部负责提供120万吨化纤原料（其中包括南化提供的），其它部分原料由纺织部自己生产、自己纺织，化工部、纺织部两部既分工、又合作。当时，两个部的部长都表示全力支持。当天就成立了200万吨化纤领导小组，组长孙敬文（时为化工部部长），副组长胡明（时为纺织部副部长）、秦仲达（时为化工部副部长）。第二天，南化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望见参加了在纺织部召开的200万吨化纤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主要研究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纺织部正在与国外商家进行的化纤原料引进项目谈判，如何比较顺利地移交化工部谈判。

1978年11月3日开始，化工部副部长秦仲达与纺织部副部长王瑞庭，在金山石化总厂进行移交谈判。保密工作做得好，外国人蒙在鼓里，全然不知我们国务院两个部门边谈判、边移交。前后不到一个星期，当时还是南化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的戴顺智已经带着火急火燎抽出来的100多人，赶赴上海、青岛两处参加对外商务谈判和技术谈判。当年12月2日，就签订了最后一个合同。两地签订的9个合同，总价是8.86亿美元，引进设备材料总重14.7万吨。从现在看，所买的技术是当时最先进的，价格也比较便宜。比如，金山、燕山当时1吨乙烯需要22吨原油作原料，我们根据我国油质普遍较重的国情和南化公司的具体情况，采用了重质油轻质化技术，1吨乙烯只要6吨原油即可，各方面均比较满意。9个合同有3个在1979年头两个月生效，其它6个因为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到1979年6月才生效。

与此同时，全国一轰而上，一共引进22个大项目，引进设备总重100多万吨，合同总价上百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我们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也是世事难料，风云突变。

所谓的“十来个大庆”忽然变成镜中昙花，可望不可即，再也抓不到了，我国原油年产量仍然在1亿吨左右徘徊；

友好邻邦伊朗的国王巴列维，被突然崛起的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推翻而流亡国外，他应允支持的200亿美元也因此泡汤。

滚滚的原油没了，花花的美元飞了。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了暂时困难时期。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调整方针。国家下了决心，全国已经引进的22个大项目全部停缓建（即停建、缓建）。1980年11月，原国家计委等5个部门联合发出（80）建发综字《关于停缓建南京乙烯等四个项目的通知》，决定南京（2套）、大庆（1套）、齐鲁（1套）四套乙烯工程的指挥部，都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做好引进设备器材的接运、保管和检验工作（以下简称“接保检”）上来。

一时间，乙烯工程建设队伍思想不免有些波动。厂里还有同志写了短篇小说《黄金土》，投给杂志，不无挖苦地说，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望见成天想搞大项目，让老厂焕新颜，费了牛劲，抱来个乙烯“金娃娃”，现在成为了一堆“黄金土”。

1980年6月23日～7月4日，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指示精神，国家建委副主任李景昭在南化公司主持召开了南化乙烯、仪征化纤工程论证会。会议建议是，60万吨乙烯工程或保持原方案、或压缩规模进行建设。以后，又经过燕山石化、金山石化两轮专家论证会“折腾”。乙烯工程前景堪忧，汲汲可危，似乎真有成为一堆“黄金土”的悲戚结局。国务院领导同志一针见血地批评说：“论证是一场灾难！”

乙烯工程建设方案专家论证会议

国家最后决定，南化乙烯工程要千方百计恢复建设，只是要量力而行，总体规模缩小为30万吨乙烯工程。建设包括30万吨乙烯、14万吨聚乙烯、14万吨聚丙烯、20万吨乙二醇、300万吨常减压蒸馏、100万吨渣油轻质化、6万吨乙醛、7万吨醋酸、45万吨精对苯二甲酸、45万吨大芳烃等装置，为国家增产急需的塑料、化纤、橡胶三大石油化工材料231万吨/年和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和航空煤油等油料约133万吨/年。乙烯工程国内配套的各类设备总价高达6亿多元，由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300多个生产厂先后承担制造任务。这就是扬子乙烯工程初建当时的规模。

上述南京乙烯工程总体方案最终的变动是：1979年南化成套引进的9套石油化工装置，其中，两套30万吨乙烯中的一套和60万吨氯乙烯、聚氯乙烯均迁建到上海，两套14万吨聚乙烯等装置中的一套迁建到大庆。同时，将燕山引进的一套6万吨乙醛迁建南京，并配套自建了一套7万吨醋酸装置。

 （未完，待续）

注：本文中的所有照片摄影者，除个别不明外，均为王震涛摄影。王震涛，扬子石化公司电视台原副台长。

（2022.02.27.初稿，2022.02.28.二稿，2022.03.01.三稿，2022.03.02.四稿，2022.03.03.五稿，2022.03.04六稿，2022.03.05.七稿。）

编辑:蔡竹良

作者简介龚仕文，男，1961年毕业于南化化工学院有机化工系。先后在南京化学工业公司、扬子石化公司工作，高级工程师。曾任扬子乙烯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扬子石化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2000年退休后曾应邀在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等四所高校兼职教授，被选为南京石油化工商会副会长（一届5年）。并先后担任《今日企业》（月刊）、《南京绿色化工》（季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