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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如泉  中国石油集团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毫无疑问，即便有乌克兰危机这样数十年一见的重大“黑天鹅”出现，能源安全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旋律的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Climate Change & Energy Transition）问题，正深刻影响全球能源产业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行业依然面临低碳转型、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多重压力。

当然，压力也是动力。

远的不说，最近一次在全球范围内热议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是2021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大会（COP26）上，近200个缔约方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承诺加快减排步伐，是有史以来第一份承诺逐步减少煤炭（Phase down）的国际协议，此前英、美、日、韩、中等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但我们也知道，2021年下半年以来，包括欧洲、亚洲主要经济体在内的多个国家，却经历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罕见的能源短缺危机，传统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供应紧缺，价格高涨。欧洲的气荒推动天然气价格创出历史新高，印度和巴西电力短缺现象严重，我国东北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拉闸限电……

我们本以为，去年下半年的欧洲和全球其他一些地区的化石能源和二次能源（电）短缺已经是能源转型背景下非常严重的能源安全问题了。没想到，今年2月24日以来，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数十年未遇的地缘政治冲突，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对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巨大恐慌，导致全球油价创出了自2008年以来的新高，布伦特期货价格在3月7日几乎触及140美元/桶；还导致欧洲和天然气价格创下了接近70美元/MMbtu的历史新高。相较于这次“黑天鹅”之硕大，去年下半年的“气荒”“电荒”只是小巫见大巫。

各国对传统化石能源安全焦虑已彻底盖过了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压力。也让我们重新反思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角色问题。

其实，这不是新问题。

一直以来，在“双碳”进程加快与能源短缺危机的现实交织下，化石能源如何实现有序转型，是业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无疑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立场：一方面是“休克疗法”，即全面地、奋不顾身的扑向新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让新能源之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另一方面是“循序渐进”，先保障能源安全供应，在此基础上，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而下面的欧美正反两个案例警示我们，充足的化石能源供应，尤其是确保油气安全，才是顺利实现能源转型的重要保障。

反面案例：全球能源供应短缺下，欧洲首当其冲，失在“转型节奏”与“市场供需”、“民生保障”相错位，而乌克兰危机使得欧洲雪上加霜，能源安全保障几乎陷入绝境。

欧洲是全球重要的油气消费中心，但石油和天然气自给率仅28%和40%。在推进能源转型过程中，欧盟过度追求新能源发展规模而忽视其波动性、间歇性、随机性特征以及对能源安全及民生保障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要求能源企业加快减排进程。近两年，一些欧洲石油公司，如bp、壳牌、Equinor（挪威石油）、道达尔等，纷纷提出激进的能源转型战略，均表示在2050年前，有的甚至在2030年前，就要实现全方位（即范围1（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范围2（公用事业用能碳排放）+范围3（客户消费本企业产品产生的碳排放））的净零，不能不说是拜欧盟能源政策“倒逼”所赐。

政策导向影响了欧洲能源企业投资偏好，进而影响供给，最终造成供需失衡，引发短缺危机。2021年11月，欧洲TTF（荷兰产权转让基金天然气期货价格）天然气价格最高升至40美元/MMbtu，创历史最高记录，荷兰鹿特丹煤炭价格从年初70美元/吨，最高升至267美元/吨；德国电价从60美元/兆瓦时升至132美元/兆瓦时。而2022年3月份，乌克兰危机爆发导致俄罗斯对欧洲石油和天然气出现短供和断供时，欧洲天然气价格一度创下70美元/MMbtu的新的历史记录。要知道，俄罗斯一直向欧洲供应着其消费量20%的煤炭、30%左右的石油和40%左右的天然气，如此一折腾，整个欧盟的能源体系实际上已到崩溃的边缘。即便作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棋手，这一刻估计也顾不上了吧？！

正面案例：相比欧洲，美国“稳坐钓鱼台”，胜在以油气为基础实现“能源独立”，有序转型有“底气”，从而使得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大搞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游刃有余、长袖善舞。

2021年下半年这场能源危机并未在美国发生，深层原因是自1973年以来，美国便以提升油气供应能力为核心，时任总统尼克松提出“能源独立计划”，并全力以赴实施。特别是在2010年以来页岩油气革命的“加持”下，美国于2019年实现“能源独立”。特朗普上台后，实施“能源新现实主义”政策（New Energy Realism）,虽冒天下之大不韪退出《巴黎协定》，却实现了“能源独立”的关键性跨越，极大促进油气发展，也为继任的拜登政府加速推进非化石能源发展打下了基础。

我们知道，特朗普和拜登作为一前一后两位总统，一个是反建制派、一个是建制派，两人及其代表的政党，经常相互埋汰、相互攻击。但在能源独立和油气安全问题上，两届政府出现了少有的“密切配合”。正是在特朗普任上，美国政府义无反顾推进传统油气回归，加大对页岩油气投资和开发力度，最终实现了“能源独立”，也实质性改变了全球能源版图，甚至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而能源独立和充足的油气供应使得后来者拜登政府不必在能源安全上“焦虑”，从从容容地推行其气候变化与能源政策。

2021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5.5亿吨和10000亿方以上，当仁不让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天然气生产国。美国已经“把油气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无独有偶，在2022年3月份举行的休斯顿第40届“剑桥能源周”上，与会者和一些石油巨头的掌门人认为，对传统能源的持续稳定投资是实现能源转型的重要前提，没有对传统能源的投资，能源转型就无法实现。

此次能源周上，面对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减产、投资不足等诸多挑战，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呼吁加大油气项目的投资。国际石油公司、国家石油公司、独立石油公司高管们一致认为，没有对传统能源的投资，能源转型就无法实现。赫斯（Hess）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赫斯引用了国际能源署2050年净零报告，称净零将需要未来10年每年4500亿美元的石油和天然气投资才能保持正轨。他表示，目前石油市场已经陷入产能危机，全球库存比预期低2亿桶，闲置产能较少。美国现在必须迅速行动以稳定世界市场，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在未来几十年里石油和天然气面临的关键挑战是投资，应加大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

另外，很多参会的石油公司高管认为，当前形势下，能源转型路径应更加务实。比如，沙特阿美首席执行官阿敏·纳瑟尔强调，需要就石油和天然气的关键作用达成共识，与替代能源一起降低排放，大力发展蓝氢、CCUS等技术，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净零。“现实总是在雄心之后”（Ambition isalways ahead of action），他说到。他还表示，沙特阿美将在努力发展石油和天然气核心业务的同时，重点发展碳捕获和存储、氢开发等以实现转型。

可以看出，无论是欧洲和美国的一正一反的案例，还是面对这个世界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的考量，已经一再说明，我国在能源转型上需要学习的对象是美国，而非欧洲。再者，我国的情况与美国有点类似，既是消费大国，也是生产大国，在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过渡时期，只有确保油气安全充足供应（当然，我国短时间内尚不能实现油气的自结自足，我们应谋求开放条件下的油气安全供应），才能实现有序转型，才能协调好环境、发展与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