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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新加坡成了社交媒体上的高频词汇，不时就会有新闻传来传去，比如谁谁又移民了。

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面积只是接近上海浦东的60%，但成就举世瞩目。今年6月15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了《2022年世界竞争⼒年报》，丹麦、瑞士排第一第二，新加坡排第三。在亚太经济体中，新加坡多年排名第一。

新加坡《联合早报》最近报道，今年移民新加坡的中国高净值人士已超过500人，他们将给新加坡带去超过24亿美元的财富。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在上海的外企工作，后来自己创业，长期为跨国公司服务。今年度过奥密克戎冲击、恢复正常后，我到新加坡拜访客户，有五六家客户都是世界500强，其亚太区总部都在新加坡。

通过接触，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外企会不会离开中国”的看法。

不同行业的思考逻辑

外企会不会离开中国？一般来说，假如外企在中国没有了成本优势，就会考虑进行调整。有的行业，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断提升，外企落了下风，也会考虑关停、移走甚至卖给中国企业。

不过本文不讨论这些问题，而聚集于目前在中国正常经营的外企会不会离开。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数据：

按照贝恩咨询面对超过350家在华美资跨国企业（也是我们平时生意的主要目标客户群）的调查数据，64%的跨国企业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增长依然有信心，17%的态度是中立，只有13%是悲观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超过一半的在华美资跨国企业是乐观的。

但是不同行业的思考逻辑会有不同。在那些完全开放、中国本土品牌早就进入竞争行列的汽车、消费品等行业，跨国公司感到风险和影响不大，无非是正常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在加剧；而在一些监管力度较大的行业，比如金融、电力、交通等行业，外资觉得空间不大，就存在考虑撤离的问题了。

此外，从企业的功能看，一般可以简单分为三块，一是市场销售中心，一是供应链，一是科研中心和资本中心。每家企业在这三个方面是有不同策略的。走不走？他们也有各种考虑。

关于市场

首先来谈谈市场。

过去30年，中国市场增长对全球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全球领先的消费品公司来说，由于中国的市场份额在全球总份额的比例不容忽视，几乎没有立刻做出撤出决定的可能。

例如，全球两大化妆品集团在中国的生意占全球的比例为20%-35%，运动及休闲服装品牌的比例为20%-30%，日化品牌大概为10%，汽车品牌为15%-35%，智能手机为20%。这样的比例，从华尔街到管理层都不愿轻易放下。加上成熟市场消费力的滞涨，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碎片化（语言、文化、法规、消费习惯的不同），我个人估计，只要不发生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几年内不会发生跨国公司撤出中国的现象，但会发生投资战略的多样化现象。

但也不能说，中国市场已是外企考虑问题时的主导因素了，因为还有不少外企在中国的业务放在亚太区也只占30%，放在全球看并不大。

我拜访了几个在中国深耕多年的世界500强的亚太区总裁，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他们不希望放弃中国市场，但非常渴望经营环境稳定，希望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强。

中国消费市场是全球非常难得的市场，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现在的人均GDP还只有美国的20%左右，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另外，东南亚市场加起来有7亿人口，听上去不小，未来20年发展机会也很大，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是一个国家，是多个国家，语言不同，法律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不同，这在经营市场的商家眼里是需要非常辛苦耕耘的。

而中国大概是他们看到的市场中最好的一个，语言一样，文化一样，一个创意一个产品可以达到14亿人口，是整齐划一的市场。

关于供应链

接着谈谈供应链的问题。

首先，供应链也分为不同行业的供应链，消费品和高科技行业就完全不同。

日用消费品以及服装等行业的供应链，即便没有中美矛盾和疫情，也在陆续撤出，这些和经营成本相关。中国市场的劳动力成本持续走高，每年增幅高达14%。

高科技行业、汽车行业、医药行业等供应链，情况则完全不同。

从2019年起，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年度降幅高达20%，关停在华自主制造资产的美国企业比例超过10%。其余90%左右的企业，疫情以来也在发生一些深刻变化，在全球重新布局，主动将投资从中国转向其他地区，调整生产流程以确保中国之外的区域的价值，采取不同地区合同制造商等策略被广泛应用，从追求供应链的效率到追求供应链的安全、可控。

很多外企确实在考虑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华尔街也一直给他们压力，要他们撤，因为供应链过于依赖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他们从防范风险的角度，一定会考虑撤。

至于撤去哪里，根据美林分析报告，北美企业有40%想撤回北美，其他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亚太企业中有10%不会转移，低于10%想去北美，绝大多数会考虑放在东南亚；欧洲企业不从中国转移的比例更低，有10%想去北美，30%想去东南亚，也在考虑欧洲和其他地区。

趋势是令人担忧的。重点是何时撤，怎么撤，撤到什么地步。这也就是风险控制和效率的平衡问题。一方面，外企不愿意把命脉都交给另外一个地方，而且现在的信任度也不如以前了。但另一面，供应链的调整很复杂，涉及到配套问题。

汽车等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很少能碰到中国这样的供应链。比如珠三角、长三角有非常完整的供应链，你开车一两个小时之内，上上下下各种零件都有，“从脑子到手脚”的供应链完完整整。外企如果要撤，那就必须有其他的地方能够配合，比如越南、印度等等，但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总之，对于供应链的挑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想方设法让他们重拾信心。一旦转移成功，完成高效配套后，是没有机会再转移回来的。

另外，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除了制造能力外，在某些零部件、技术、管理体系上是否能够迅速拥有核心竞争力，就像台积电或者富士康那样，也会决定外企的转移可能和步伐。

所以，供应链，得立刻保。

关于研发、资本和人才

下面谈一下研发、资本和人才的问题。

研发中心是最容易撤走的。资本运作中心、研发中心，这两个中心最容易搬到新加坡。新加坡地方小，不可能成为市场中心，也没有能力承载供应链的转移。但资本、研发、信息这些中心，更多依靠的是高素质的人才、精英。新加坡在这方面有优势。

我举一个例子。一家总部在香港的零售渠道商每年都要办一场全球会议，很多世界500强的CEO都会来，因为产品要进入他们的渠道。原来是每年九、十月份在香港开，今年邀请这些CEO的时候，因为香港的疫情隔离问题，几乎都拒绝了。于是就把大会放到了新加坡，好像是今年10月开。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会议离开香港后还会不会再回来开？很可能不会了。因为当这些CEO在新加坡开会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取代香港。而他们以前一直是习惯去香港开会的。

研发涉及到企业的命脉，资本涉及到企业的血液，我们不能在这两个方面让外企感到他们处在风险之下。因为这两方面撤起来很快，需要的物理空间也很小。把这两个功能放在法律政策风险相对小、语言及商业逻辑跟得上发达国家的新加坡，是立刻可以实现的事。

最后是人才。人是最重要的资产，任何企业的发展，核心是人才。如何留住全球优秀人才以及他们在公司的全球战略决策中的影响力，是很多跨国公司的重要考虑。优秀人才的最大特征是在全球范围可以自由选择，而环境的确定性、家人团聚的感受都是选择里面的重大因素，如果无法提供家人自由相聚、个体生活方式确定的环境，那他们可能考虑离开。而这样的选择一旦做出，短期内回来的机会就很小，随之而去的还有他们在跨国企业内部的决策影响力，很多偏向中国市场的决策会被终止。

更重要的是，这些外企在全球招聘人才来华的难度会影响他们的决策。无论是科研人才还是管理人才，如果不把来中国作为他们家庭和自己的首选，甚至明确不接受来华，企业在中国的人才库有限，自然投入也就有限。

稳外资、留外企要做什么？

从我在新加坡拜访客户交流的情况看，目前没有哪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要撤出中国市场。但是在供应链、研发、会展与信息等方面，外企调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全球工商界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稳外资、留外企，我们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更加主动和有为。

1、继续把对外开放作为毫不动摇的基本国策，并适时出台具有全面性、指导性、长期性的对外开放的“路线图”，让外资、外企明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对待外资、外企的态度没有改变，而且会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2、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着力通过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3、为外资、外企在中国的投资与发展营造良好制度、政策环境、社会舆论环境，把已有的政策落实好；建立充分听取外企意见和建议，以及咨询和解决问题的常态化机制，帮助外企解决实际问题，切实修复和提振信心。

4、在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考虑和外资、外企相关人员的国际往来和交流问题，增加便利和便捷。

外企会不会走？只要诚意开放诚心留，依托中国大市场和人才红利，再加上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的进步，一定能够取得成效，让更多外资始终和中国的发展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