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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华前夕，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题为《这就是我中国之行的目的》的署名文章，现编译如下。

距离上次我的前任访问中国已经过去了三年。这是挑战和风险加剧的三年——无论对欧洲、东亚，还是对德中关系来说，都是如此。三年来，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冠疫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俄乌冲突对国际秩序、能源和食品供应、全球的经济和物价造成了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想“恢复如旧”已非易事，这恰恰就是我前往北京的原因。疫情令双方的会谈长时间搁浅。如今，直接的对话变得更加重要了。

我将抱着如下五个想法，开始此次访华的旅程：

一、今日中国已非五年或十年前的中国。刚刚结束的党代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声音：与以往大会的报告相比，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承诺占据了更多的篇幅。国家安全等事项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显然，如果中国发生变化，我们对待中国的方式也必须改变。

二、不只中国，整个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俄乌冲突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普京没有回避动用核武器的可能，这将威胁到人类所共同划定的红线。今年年初，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联合声明中，中国对使用核武器乃至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做法表达了明确反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就维护联合国的《宪章》及其原则而言，北京向莫斯科释放的明确信号是非常重要的。

这其中就包括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哪个国家是另一个国家的“后院”。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所适用的原则，也适用于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在我们希望建立并扩大伙伴关系的多极世界中，新的强国正在出现。近几个月来，我们与许多国家进行了密集的国际协调，这包括日本和韩国等密切合作伙伴，也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新兴大国以及非洲和拉美国家。下周末，我将出访东南亚并参加G20峰会。在我访问中国的同时，联邦总统还将访问日本和韩国。

有着冷战时期国家分裂的惨痛经历，德国对世界上新集团的形成尤其没有兴趣。美国也正确地将“防止新的集团对抗”确立为其全新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目标。就中国而言，这意味着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强大经济实力的国家必然将在未来的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它在世界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做的那样。然而，这并不足以成为一些人呼吁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能据此认为中国要实行霸权统治亦或要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三、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中国仍然是德国和欧洲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伙伴。我们不想“脱钩”，不想与中国脱钩。那么中国想要的是什么？中国的“双循环”经济战略旨在加强中国国内市场的同时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因此，从明智的多样性的角度，我们将减少单方面的依赖。这需要把握分寸、崇尚务实。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贸易所涉及的产品既不缺乏替代的供应来源，也不存在垄断的危险。毋宁说，中国、德国和欧洲是在均等地受益。然而，在可能造成依赖的领域，例如，涉及重要的原材料、某些稀土金属或未来技术时，德国的企业已经在扩展它们的供应链，这是正确的。我们将在建立新的原材料合作关系等方面为它们提供支持。

对于中国在德国的投资，我们也会视此类交易是否足以产生或加强有风险的依赖而区别对待。顺便说一句，这也是联邦政府在中国企业中远海运入股汉堡港的交易案中所采用的基准。基于明确的条件，汉堡市和港口公司仍拥有对港口的完全控制权。促进多样性并加强自我韧性、而不是奉行保护主义或退守在本国的市场——这正是我们德国和欧盟的态度。

在中德关系中，我们还远没有实现“互惠”和对等性，特别是在公司的市场准入、许可、知识产权保护或法律的确定性以及我们国民的平等待遇方面。我们将继续提出互惠的要求。如果中国不允许对等性，就必然会有相应的后果。同中国之间的这种差别性的交往方式符合德国和欧洲的长远战略利益。

四、在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的参会者说：“世界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这意味着人们要允许并忍受矛盾的存在。即是说：双方的交流不能回避那些棘手的话题。

台湾周边的紧张局势令人担忧。与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然而，这意味着“现状”只能和平地、通过双方的协议来改变。我们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平地解决冲突、保护人权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以及自由、维护公平的世界贸易。

五、我是以德国总理的身份、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欧洲人访问北京的。说我此行是代表整个欧洲发声，未免显得唐突冒昧。不过，德国的对华政策唯有嵌入欧洲的对华政策中才能取得成效。因此，在访问之前，我们与包括马克龙总统在内的欧洲伙伴以及我们跨大西洋的朋友进行了密切协调。尽管近年来竞争和对抗的元素无疑是增加了，但欧盟对中国“伙伴、竞争者、对手”这样三位一体的描述仍然是准确无误的。

为处理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接受竞争、认真对待系统性竞争的后果并将其纳入我们的政策考虑中。同时，必须探讨哪些合作仍将符合双方的利益。毕竟，世界需要中国，在抗击新冠这样的全球流行病时就是如此。

在结束全球粮食危机、支援高负债国家和实现联合国的发展目标等方面，中国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中国不采取果断的减排行动，我们就无法赢得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因此，我们乐于看到北京为发展可再生能源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主张中国与我们一起在气候保护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尤其是在国际领域。

我们知道，气候友好型技术也存在竞争，这是为了产出最高效的产品、最聪明的想法，为了最成功地实施各自的计划。然而，这里的前提是：中国不会为我们的气候友好型技术关上自家市场的大门。我们愿意面对这样的竞争。更少的竞争总是意味着更少的创新。若如此，气候保护将会失败，我们所有人也都将失败。

凡此种种，都为我首次访问北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将寻求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我们也不会回避争议。这些都有待德中两国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

（欧洲时报德国版杜浩编译报道，转载请注明公众号German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