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全球大萧条已成定局, 中国不可不做七件大事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本次疫情不会像中世纪黑死病那样带来一个世纪的不景气，但一定会导致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如果以失业率10%强为大萧条的衡量标准的话，其实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了。借鉴经济学家费雪对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分析，张五常对疫后中国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切忌通缩、切忌外贸收缩、顺势推出人民币国际化、不要胡乱管制市场、集中清理复杂税制、政府投资务必算清回报、经济恶化时有针对性地实行大规模免税等7条建议，值得细读和深思。（图/视觉中国）
来源 | 凤凰财知道（ID：icaizhidao）
从表面看，今天举世出现的新冠病毒跟欧洲十四世纪出现的黑死病很相似。二者皆传染力强，杀伤力强，而新冠病毒也有患者的皮肤呈现黑色。史书说，当年欧洲的黑死病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导致工资上升，地价下降，而整个地球的经济受到影响，不景气近一个世纪。
昔日的黑死病据说是一种鼠疫，要是今天出现可用抗生素药物医治。但新冠病毒是病毒，可靠的药物还没有，是以为难。今天，处理病毒的主要方法还是疫苗，属预防性质。目前很多地方正在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这方面，我不怀疑中国会在几个月后首先推出。
然而，时代毕竟是改变了。今天看，地球经济（出现像当年黑死病那样）不景气百年的事情是不会出现的。但大萧条会出现吗？会的，因为如果我们以昔日的准则，以失业率10%强为大萧条的衡量，这不幸的情况今天在地球上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很多地方的失业率远超10%。这样，问题不再是大萧条会不会出现，而是对于已经开始出现了的大萧条我们需要怎样挽救。
近代历史上，称得上是大萧条的只有1929年起自美国的那一次，历久不振，要到1941年美国加入二战后才终止。我们要回顾当年发生了些什么事，好让我们知道今天需要处理些什么来拆解新冠病毒对经济的祸害。
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两个多才多艺的经济学天才。一个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凯恩斯（John M. Keynes），另一个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我个人认为费雪是古往今来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而凯恩斯在经济理论的基础掌握上是略显不足的。问题是，曾经赚过很多钱的费雪，遇到1929年的大萧条而破了产——连住所也要大学提供。凯恩斯呢？他曾经近于破产，但谢世时却是大富。这项近于无聊的区别，促使后来不少经济学者为此重视凯恩斯而漠视费雪。无可置疑，凯恩斯与费雪多才多艺，经济学之外的多方面皆有建树，令人拜服。
经济学诺奖得主希克斯（John R. Hicks）曾向我解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成因，是举世推出保护性的贸易关税。另一方面，我的深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虽然同意贸易关税增加了当年大萧条带来的祸害，但他支持费雪之见，认为货币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是当年出现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综观上述，面对目前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困境，我在下面提出七项政策建议。
（一）切忌通缩出现。费雪提出的“负债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是重要的提醒。目前中国的通胀率是4%到5%之间。弗里德曼认为通胀率2%到5%对经济有利。我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胀的上限可提升到6%。这些日子中国央行的运作，尽管不少朋友认为是过于复杂，有不少问题的，但我认为在物价指数的调控上他们是可以的。要记着，可以由央行调校的通胀其实只是物价上升，在适当时期可以适当地调低。这不会导致对经济为祸不浅的恶性通胀的预期。
（二）切忌外贸收缩。当多年前希克斯向我指出外贸收缩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主要成因时，我有点怀疑，后来跟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研讨，再看资料，我同意当年希克斯说的，外贸收缩对经济的祸害不在货币政策失误之下。
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全球）外贸量的大小，主导权力今天在中国。这是因为排除科技产品与名牌珍品，只从人民的日常用品看，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要是中国提出互相零关税，没有哪个国家会不接受。我首选向英国作此建议，跟着是欧洲的先进国家，跟着是美国，再跟着是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国家。这个次序的排列是基于工业的低层工资的高下，由高而下。选英国为先是因为他们历来是近于零关税，用不着怎样洽商，跟着欧洲的其他先进之邦如果不接受，他们的经济会出现灾难。
（三）顺势推出人民币国际化。在推出相互零关税的同时，中国的进口商可以顺势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进口商可以要求对方用人民币或对方选择的货币议价。千万不要勉强。双方用不同货币议价，这些议价反映的汇率，不一定跟央行官方公布的汇率相同。央行不要干预。根据各种货币的不同议价提供的关于汇率均衡点的讯息资料，央行可以据此调整校对他们官方公布的汇率。结算的银行由双方议定。如果这样处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左右人民币推向国际，中国今天还存在的外汇管制因而可以先从贸易项目解除。这里我要澄清，我对目前还存在的中国的外汇管制的细节，因为常有变动，没有跟进，只是在直觉上认为零关税可以协助外汇管制的解除。
（四）不要胡乱管制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同一市场，不是两个不同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当年处理失误。这是为什么2007年我读到将要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的九十八条细则后，多次提出反对。可惜皆如石沉大海。撤销此法，让劳资双方自由选择合约替代，经济会立刻出现转机。
（五）中国的税制越来越复杂，加上没有清楚权利界定的社保，要一次性清理掉。
（六）政府的投资要算清楚回报。2008年西方出现金融风暴，中国推出几万亿搞基建，效果不俗是因为一方面那些项目是早就计划要做的，而更重要的另一面是带起了很多地区的发展。我不同意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不要参与市场可做的事项。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解释过了：只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在某些局限下政府的操作可比市场有较低的交易费用，因而有更好的成果。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指引，计算准确的回报很困难，何况利益团体的参与是近于无可避免的。
（七）从凯恩斯学说引申出来的争议，西方的经济学者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要振兴经济，政府花钱远不及减税那么有明确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如果经济明显地恶化，不妨全国免税一年，或选择性地对中小型企业免税一年。
回头说新冠病毒，我要在这里肯定中国的处理。当这病毒出现后不久我这样说时，一些朋友以为我发神经。但今天他们见到人口只中国四分之一的美国，这病毒祸及的人数却比中国高出十多倍，就认为我有先见之明。我是个学者，可以不说，可能说错，但不能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不久前，九十六岁的政治外交大师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撰文说，新冠病毒的出现与全球性的普及，将会改变世界的秩序。我同意这观点，但不知道这秩序会改变成怎样。
